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7月24日，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发表题为《铸典——六十载薪火，二十年磨砺，<现代汉语大词典>出版》的报道。
“编词典是艰苦而又不被人理解的劳动。我说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”——老出版家陈原的这句话，在中国辞书界流传甚广。不过，陈原话锋一转，留下了另一句话：“但它是圣人干的。”
2026年春末，由“圣人”们饱尝艰辛、倾尽心血铸就的《现代汉语大词典》（简称《大现汉》）五卷本正式出版。全书1200余万字，收词15.7万条，配例40余万个，是我国迄今规模最大的现代汉语词典，也是首部系统记录“五四”以来，百年现代汉语词汇面貌的大型原创性词典，被学界誉为中国辞书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。
图为现代汉语大词典。采访对象供图数字与评价背后，更触动人心的，是编纂者为此交付的光阴、苦心与未竟的牵挂。
从1961年语言学家吕叔湘首次提出编写这样一部大词典算起，已过去65载，足以令呱呱坠地的婴儿步入花甲；从2005年项目第四次启动算起，到编纂成册，也花了近21个春秋。
一部词典的诞生何以如此漫长、又如何得以完成？在高速迭代、万事求快的时代，是怎样一群人甘愿将人生投入这份磨人的事业？这样一部词典又有怎样的价值？
未竟之愿
“从1961到1979、1988、1998——让我们用掌声纪念这一段艰难的历程！”
2026年4月21日，《大现汉》首发式上，主持人在几位嘉宾登台为新书揭幕的时刻，报出四个年份，台下响起阵阵掌声。
86岁的韩敬体站在台上，身为《大现汉》副主编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，这串熟悉的数字，令他又一次想起自己亲历的这部辞书三上三下的坎坷轨迹，以及几代语言学者迟迟未能实现的心愿。
《大现汉》的故事，要从人们熟知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简称《现汉》）讲起。
上世纪50年代中期，为推广普通话、促进汉语规范化，国务院指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（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，下简称“语言所”）编出一部“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”，日后家喻户晓的《现汉》由此诞生。
“这类词典前人没有编过，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。”首任主编、时任语言所副所长兼词典编辑室主任吕叔湘说。
1958年，54岁的吕叔湘用大半年时间数易其稿，拟写出数万字的《现汉》编写细则。他在日记中慨叹：“这东西真吃功夫，外人不得知。”
日记里也记录了他紧张的看稿日常。诸如“今天实足看稿约12小时，也只看了240片光景，合一小时20条。”“光一个‘的’字就耗费两小时。”
1960年，《现汉》试印本8册陆续印出，广泛征集修改意见。次年初，吕叔湘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，提出一个更宏大的构想：“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是供一般读者应用的一部中型词典……还不能反映现代汉语词汇的全貌。因此我们准备以这部词典为基础，在若干年内编出一本大型的现代汉语词典。”
这就是《大现汉》的起点。
不过，这个构想一时还难以提上日程。1961年，语言学家丁声树接任词典编辑室主任及《现汉》主编一职，继续带队编《现汉》。
三年后，24岁的韩敬体从北京大学毕业，踏进词典编辑室，丁声树给他的第一个任务，就是坐下来，好好读两部书：《现汉》试印本和《新华字典》。《现汉》也成为韩敬体参与编写的首部词典。
1978年底，历经20年编纂和打磨，《现汉》第一版正式发行。吕叔湘随即重提《大现汉》的构想。
次年春，项目启动。时年70岁的丁声树担任主编，召开全员会议，以“海选”投票的方式选出编委会，确定了编写计划，准备一鼓作气，在《现汉》基础上大量增补词条，用4年时间完成《大现汉》的编写。
所有人摩拳擦掌，工作即将全面展开。然而，1979年10月8日夜里，丁声树突发脑溢血。这位新中国辞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自此卧病在床，告别了工作岗位。
韩敬体和同事轮流去医院看望，病床上的丁声树一次次“赶”他们回去。“他说工作那么忙，我病了已经耽误事了，再耽误你们的工作，这怎么行？”
遗憾的是，群龙失首下，《大现汉》的首次编写无奈搁浅。
搁置不等于遗忘或放弃。1988年，词典编辑室在完成各类辞书编纂任务后，第二次启动《大现汉》。
这一回，由时年48岁的韩敬体与单耀海、闵家骥共同主持编写。三人跑到吕叔湘家中，邀他出任顾问。已是耄耋之年的吕叔湘叮嘱他们：《大现汉》一定要编成真正的大词典，而不要编成“胖词典”。
韩敬体解释，吕先生的言外之意是，《大现汉》的“大”不能简单体现在词条数目上，而要有更丰富的内涵与学术厚度。
吕叔湘多次强调，编辞书最忌雷同。语言所作为中国辞书事业的“国家队”，要编，就要突破前人；要编，就要有特色、有新意，否则就没有必要编。
《大现汉》第二次上马，编纂团队集结了老中青18人。韩敬体记得他们曾借京剧《沙家浜》中“八千里风暴吹不倒，九千个雷霆也难轰……俺十八个伤病员，要成为十八棵青松”的唱词，打趣自己这群人就是“十八个伤病员”。
命运无常，项目起步不久，主编之一闵家骥便因病离世。众人收拾心绪，埋首苦干两年多，完成了十万多条词条编纂，时代的潮水却又推着他们改变了航向。
时值改革开放初期，社会生活日新月异，大量新词新义不断涌现，社会各界普遍反映《现汉》原有版本已不能适配时代的发展。
1993年，所里慎重考量，决定集中精兵强将，尽快修订《现汉》。韩敬体和单耀海放下手头工作，转而带队主持这轮大修，为《大现汉》所编的十万多条词条的初稿成了《现汉》修订的素材。
这轮修订历时三年收官。1998年，语言所第三次启动《大现汉》项目，计划将词典编辑室众人兵分两路，一队由58岁的韩敬体带领编写《大现汉》，另一队筹备《现汉》下一轮修订。
“当时全室就十几个人，我们开了几次会讨论分工，怎么分都不行。”韩敬体回忆。人手捉襟见肘，大家分身乏术，几番斟酌，还是决定先集中全室力量保障受众更广泛的《现汉》修订，《大现汉》则再度搁浅。
“1979年、1988年、1998年，三上三下，我是当事者和见证者。”从39岁到58岁，一次次目睹《大现汉》的启动、中断，又一年年看着不少共同奋斗的同事年岁渐高、退出一线，韩敬体感叹，这部寄托着两三代学人梦想的大词典“拖得实在太久了”，成了“语言所和词典室人的心结”。
1989年，丁声树逝世。1998年，吕叔湘逝世。
“关于《大现汉》，我们跟吕先生、丁先生讨论过好多问题，它在我们这里搞不出来，还叫谁去搞？我觉得很惭愧，不好交代，总觉得不能辜负吕先生和丁先生的嘱托和期望。”韩敬体难以释怀。
2005年春，65岁的他敲开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、语言学家江蓝生的办公室，将这个三度折戟的未竟之愿郑重托出。
第四次启动
江蓝生还记得韩敬体突然登门那天。
没多寒暄，这位性情温厚的老先生缓缓细数起《大现汉》三上三下的曲折，讲前辈吕叔湘、丁声树的心愿，讲这部词典为何应当编出来。
江蓝生静静听着，感到有沉甸甸的东西压上肩头。吕叔湘是她的授业恩师，丁声树是她素来敬重的前辈，“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他们的事业继承下来”。
这一年，江蓝生62岁，分管全院科研工作，日常公务繁杂，并且“也不是不知道编词典的苦”。
她读过斯卡利格那句“判词”，记得陈原对词典工作的评价，更听过导师吕叔湘回顾《现汉》编纂时的感慨：“可以说尝尽了甘苦，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。”
如果说《现汉》修订尚能站在大家前辈铺好的根基上修补精进，《大现汉》的编写却几乎要从头搭建。难度可想而知。
“对于要吃苦这一点，我是有思想准备的。”江蓝生决定应下这份托付，出任《大现汉》主编。21年后，她坦言自己当年多少有点“无知者无畏”。“如果是现在，我是否有胆量接下这副担子，就很难说了。”
但无论多苦多难，她认定，这件事值得自己倾尽心力完成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她一头扎进学术准备中。白天公务缠身，就挤出午休、夜晚和周末时间，研究《现汉》编写体例，阅读语言学专著，反复琢磨一件事：《大现汉》究竟该“大”在哪里？
学界多认为，“现代汉语”始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时期，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主流语体，发展至今，已逾百年。
“这是一段动态变化的历史。”江蓝生说，《现汉》作为规范性中型词典，收词以当代词汇为主是合理的，但《大现汉》的收词“绝不应限于当代”。
要像吕叔湘所期许的“反映现代汉语词汇的全貌”，需要收录百年来整个现代汉语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词汇，“在共时中动态地记录词汇的历时变化”。
这一判断，后来成为大现汉的核心编纂理念。据此形成的收词原则被概括为八个字：守正、纳新、存故、多元。
边做学术准备，边延揽编写队伍。江蓝生回忆，彼时，词典编辑室能投身《大现汉》的人员有限，她不得不四处“挖人”，从语言所退休老同志，挖到自己的大学同窗，先拉起一支十余人的“编外小队”。
经过数轮集体研讨，她四易其稿，定下编写细则，又动手试编词条，供组员参考。
2006年1月，词典编辑室在职人员完成手头项目，也加入进来，由32名成员组成的早期编写组正式成形，《大现汉》第四次编纂工作全面展开。
廿载躬行
“词典能不能编好，关键要看语料扎不扎实。”江蓝生打开电脑文件夹，里面存放着《大现汉》编纂团队经年累月“勾乙”、誊录的原始词条资料。
“勾乙”，是指辞书工作者阅读书报文献时，看到值得收集的词例，在词语两端画上形似“乙”字的记号，表示要抄录收集。
指着电脑屏幕，江蓝生说：“这些词条和内容都是别人没有的，是我们编这部词典的底气。”
最新一版《现汉》收词6.9万余条，《大现汉》的收词规模至少要翻倍。因而，编写伊始，从主编到每位团队人员，都扑进了语料搜集中。
他们逐本翻检各类辞书，筛选有收录价值的词语，按26个拼音字母分门抄录，继而，又分头通读近百部晚清民国时期的文献，包括小说、散文、《新青年》政论文章等，从中勾取词语。
“边看边勾，这是很耗时间的工作，耐不下心就干不了。”江蓝生点开一份文档，31页、4万余字，收录着一位成员从民国文献中收集的556个以字母R开头的词条。
第一条是：“【然而不然】世人只说宽袍大袖的古装不宜于曲线美，振保现在方知道这话是然而不然。（张爱玲小说：红玫瑰与白玫瑰）（第206页）”
“听上去简单，但收进词典的每个词条都来之不易。”江蓝生说。
围绕《大现汉》，团队还开展了十余项专题研究，逐一厘清编纂难点：同音形单音词、复合词立目的分合；方言词、口语词的标注与释义的完善；民国词语的收词与释义；释义提示词的标注……
江蓝生认为，辞书编纂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工作，唯有以这种严谨态度，才可能编出经得起推敲的精品词典。
2005年至2012年，14万词条的《大现汉》初稿成形。七年间，团队还先后扛起修订《新华字典》第11版和《现汉》第6版的重任。
江蓝生主持了这两次修订。“我那时候年轻，身体好，可以不停歇地干，一坐一天，有些年轻人都比不了。”
2011年3月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，她上午、下午开会，中午、晚上审读词典稿件，在一次报告会后，呕吐晕厥，被送进医院住了一周，出院后“赶紧接着干”。那年，她已经68岁了。
压力不可谓不大。有人说她肩头压着“三座大山”，《大现汉》是其中最大最难征服的一座。
初稿虽然有了，但词条数量和编写质量都远达不到应有的出版标准。2013年，《大现汉》转入第二期编纂。
他们重新审定初稿，“从头到尾回头看”“横看竖看倒着看”，逐条查漏补缺，增补民国词语、港澳台地区社区词语及专科词语，增加词义提示，词语辨析，斟酌例句是否妥当……中途，还完成了《现汉》第7版的修订。
不同于过去，《大现汉》第四次开编，尽管也面临人手不足，需要修订《现汉》等情况，项目有过阶段性暂停，但却没有“下马”。
有两年多，编写组主力被调拨参与其他工作，剩下七位平均年龄超过七旬的老同志继续推进。
七人里，抱病的占了大半。韩敬体心脏不好，总要随身带硝酸甘油、速效救心丸；晁继周和董琨行走不便；程荣有严重的甲状腺疾病……
“我们都退休了，有时间继续做下去，愚公移山，总有一天能做出来。”日后回想，江蓝生说那段日子其实挺快乐。他们隔段时间就相聚一处，交流审稿中遇到的问题，讨论解决方法，之后一起吃顿工作餐，彼此鼓励打气，没人萌生退意。
2020年前后，骨干人员归队，所里又来了一批青年博士，老将新兵并肩上阵，投入《大现汉》最后的编修。
需要检查的细节不计其数。漫长打磨中，编写组同商务印书馆的编校团队进行了200多项专项检查。一般书稿校对3到5遍即可付印，但《大现汉》做了足足14轮校次，就是说，他们从头到尾通读校对这部1200万字的词典书稿14遍。
“事不避难求易者成”“大家同心协力，一定要拿出一部有较高质量的《大现汉》来”……微信群里，常能看到江蓝生温和坚定的话语。
唯有一次，复核标点符号查出不少疏漏，她罕见地说了重话：“辞书编修无小事，每一点错误都是渎职，都是对读者的不尊重。我不是批评大家，我做得也不好，也常出错。我只是想说，要对每一个环节都如履薄冰，没有一个细节是不重要的……语言所的学术传统是求真务实，前辈学者们个个严谨为学，这个传统不能丢！逆耳忠言，还祈体谅。”
“编词典是一天也不能打瞌睡的。”江蓝生说。除了同其他成员一样承担具体的编写、修订和校对工作，她和韩敬体还要审读绝大部分稿件。
身体在常年无休的高强度工作中亮起红灯。2023年到2025年，她做了四次手术，从颈椎到腰椎，“打”入12枚钛合金固定螺钉。
适逢《大现汉》进入收尾校改阶段。有时候，她两三天要审完1500页样稿。住院时，她带着电脑靠在病床上改稿，出院回家，“除了吃饭睡觉以维持生命，其他时间都在干”。家门口的公园，她五六年未曾踏足；看稿看得忘了锅里炖着汤，她四五次将锅里的食材烧煳……
2025年8月，《大现汉》送审通过。次年4月，下厂付印。几代学人几十载的夙愿终于实现。
待到将五卷本《大现汉》捧在手中，江蓝生心底浮现出一丝失落：“如果吕先生、丁先生还活着该多好！他们可以评判我们这样编路子对不对。可是，我们的老师已经不在了，再也得不到他们的指点了。”
同时，她又有一种自信：“我觉得两位先生会认可我们的，甚至我们做的可能超出了他们当年的预期。”
一路来的辛苦都是值得的，她感到自己能够问心无愧地说尽了全力，为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件切切实实的事，实现了一个学者的人生价值。
《大现汉》面世后，有一天，江蓝生的妹妹看着不复早年康健的姐姐，问：“如果能重新选，你是愿意像现在这样，编出了《大现汉》，但身体熬坏了，还是愿意不做这部词典，现在身体棒棒的？”
她没有半分迟疑，脱口作答：“我宁愿现在这样。古人说：‘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’我也是这样，求仁得仁，如愿得偿，何悔之有？”
看到现代汉语全貌
“这是本世纪以来第一部大型原创性辞书，也是语言文字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。”今年90岁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这样评价《大现汉》。
她补充道，尽管这听上去有点绝对，但“《大现汉》是担得起的”。
自2023年拿到试印本，这套厚重的书稿便一直摆在王宁案头。数年翻查，她认为这部词典有一种“开创性的超越”，最难得的是，它第一次让人们“看到现代汉语的总体面貌”。
“《大现汉》之前，‘现代汉语’只有理论定义，实际面貌什么样，没有较为全面地描写过。”她提到，从民国年间的《辞源》《辞海》，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《汉语大词典》《汉语大字典》，各种大型辞书中，唯有《大现汉》仅收现代汉语词汇，且体量宏阔，既看得到百余年来现代汉语的词汇谱系，又记录了词汇的历时演变，还对现代汉语的构词规则和构词语素做了梳理。
王宁曾拿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中“幽僻”“弥望”等后世鲜少使用的词语查检《大现汉》，发现几乎都有收录。在她看来，这正是《大现汉》区别于普通规范性词典的可贵之处：“汉语使用过程中，常有一些新词出现，又很快消亡，规范性辞书可以不收这些词，但只要有查检的需要，描写性辞书是应当收录的。”
比如，民国文献里，“伟大”一词可以这样用：“身躯伟大”“死亡率异常伟大”“中国受孔子的影响何等伟大”“由是而知吾国社会恶潮流势力之伟大”。
而“爱情”的例句有：“父母和子女间的爱情本于天性”“所以能写出如此伟大的作品，是因为作家对现实生活、对人民大众充满爱情”。
当时，“伟大”是中性词，泛指巨大。“爱情”则泛指爱的感情。
《大现汉》将这些用法尽数收录，给发展更迭中的现代汉语留存下可供查阅、溯源的活态档案。
“存故”之外，《大现汉》在“纳新”上也下了很大功夫。从具有时代气息的“新质生产力”“月壤”“村超”，到网络词语“飒”“怼”“后浪”“实锤”“佛系”，都被归纳出词义，收入书中。
王宁认为，这体现了对人民群众语言创造的高度关注，又发挥了词典引领语言规范的作用。
北京大学教授何九盈以“白”字抽查《大现汉》，发现该字头下收录条目432个，比《现汉》多出241个，包括新词、方言俗语、动植物名称、民国词语，新中国成立前苏区、解放区使用的词语，如：白区、白匪。“这些词条对我们专家或者上年岁的人不算什么，但是对于将来的读者、对于小孩、外国学习者，都是大问题！”
他留意到，即使跟《现汉》相同的条目，《大现汉》也在释义、义项和例句上做了大量调整。比如，条目“白板”新增3个义项，其中一个是麻将术语，“这对不打牌的人很有意义”。
读完432个条目，何九盈说自己“深受感动”。“我说的是由衷之言。语言是一个民族、一个时代的历史，辞书是历史的记录者。什么样的人、什么样的学风会编出什么样的词典。”这位94岁的语言学家颇为感慨：“《大现汉》的可读性相当高，如果我现在年轻10岁，一定从头到尾通读此书。”
北大教授陆俭明和马真发现，过往他们指出的《现汉》释义中的很多问题，《大现汉》都一一完善。以“好端端”为例，它在《现汉》中的释义是“形容情况正常、良好”，有外国学生因此造出“约翰很注意锻炼，身体一直好端端的”这样的病句。《大现汉》对原有释义限定了使用条件：“用于已经出现或者预计可能会出现某种非理想状况的情况下。”
江蓝生强调，《大现汉》一音一义的审定修订，都经过反复考证和充分讨论。
“吐蕃”便是一例。《现汉》头几版中，这个词注音为“Tǔfān”，但从第5版起，改为“Tǔbō”。编写组翻查大量古文语料，发现在《新唐书》《资治通鉴》《明史》等史书及俗文学作品中，有几百处“吐蕃”被写成“吐番”，可见“吐蕃”不读“Tǔbō”。此外，从一些唐诗元曲的韵脚判断，“吐蕃”也不读“Tǔbō”。
例如，贾岛《寄沧州李尚书》一诗：“沉谋藏未露，邻境帖无喧。青冢骄回鹘，萧关陷吐蕃。何时霖岁旱，早晚雪邦冤……”根据押韵规则，此处应念“Tǔfān”。
最终，《大现汉》将“吐蕃”的读音改回“Tǔfān”，并注明另有“Tǔbō”一说，留存了学界的不同观点。
2021年，商务印书馆与《大现汉》编纂团队在安徽绩溪召开审稿会，邀请全国几十位语言学界知名学者参会，发给每人200页书稿，请他们批注审校。会后，收回的批改稿有七八千页，编写组择善而从，提高了书稿质量。
今年，《大现汉》正式出版后，又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办学术研讨会，再次邀请各方专家参会，对成书提修改建议。
有人步履蹒跚，仍坚持到场；有人行程紧凑，硬挤出时间从外地赶来。会场上，不乏八九旬高龄、德高望重的语言学名宿，何九盈、陆俭明、王宁、马真等悉数出席。没有喧嚣的排场，只有平实的探讨。这一天，众人围坐一堂，讨论了不下6个钟头。
“这部大词典汇聚了学界众人的智慧，这是它能以较高的水准面世的重要原因。”江蓝生说，为《大现汉》审稿的专家有30余位，大家“不为名不为利”，各尽所长，倾力相助。
91岁、专精科技辞书编纂的周明鉴是其中一员。20年来，他为《大现汉》逐条审定了所有专业性强、编写难度大的科技词条，每改一处，都细致加注依据。
研讨会上，商务印书馆部分工作人员也在现场。过去20年，这家出版社历经四任馆领导，每任都把《大现汉》列为全馆头号工程。
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、执行董事顾青说，馆内编纂大型辞书有个惯例，“不在成书上署工作人员的名字”。但他想告诉人们《大现汉》的4位责编是谁：何瑛、龚英、陈玉庆、金艳艳。
“他们代表了商务多年来为这部词典付出心血的上百位工作人员”——那些名字不会印上扉页，但以日复一日的劳作参与“铸典”的人。
永远编不完的词典
“编纂词典的工作和一般的书籍或杂志都不同，是个非常特殊的世界。需要有耐心、不厌倦繁琐的作业；专注于词汇的世界，又不至于迷失其中，同时具备广阔视野。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有这种年轻人吗？”
2013年，《大现汉》进入二期编纂。那一年，讲述辞书人故事的日本电影《编舟记》上映，引起不少关注。
电影原著中，主编词典的老学者向即将退休的出版社辞书责编抛出上面的问题，得到的答复是：“肯定会有的。”
古今中外，词典编纂都被视为苦差，但总有人前赴后继投入其中。
2019年，苏颖进入语言所工作，次年，参加《大现汉》后期编纂，成为团队里的青年编者，这部词典也成为她参与编纂的第一部大型原创辞书。
编词典是手艺活，高校里罕有系统教学，各种门道都要在案头实操中习得。
“从吕先生丁先生开始，我们所里就有很好的传帮带传统。每一代都是老带新，边干边学。”苏颖说，《大现汉》的编纂队伍横跨“40后”到“80后”几代学人，师长们各有所长，遇到问题可以随时请教，每个人都会倾囊相助。
“我是在《大现汉》项目中成长起来的。”从搜集语料、试编词条做起，她尝试编写的词条，都有前辈带着逐条研讨，他们口传心授的经验心得“课堂上学不来，自己看书也学不来”。
刚加入项目组时，由于接触辞书工作不久，苏颖每周都带着攒下的一堆问题找同一编辑室的王楠主任请教。“王老师总是耐心解答，像引路师傅一样手把手带我入门，跟她学习，可以说是如沐春风。”
跟随“70后”研究员杜翔编词条，苏颖格外佩服他对词典的熟稔：问一个条目，杜翔能串联出一组相关条目，历数《现汉》各版本中对此如何处理。“据说，杜老师连睡前读物都是词典。”
她发现江蓝生、韩敬体两位“40后”前辈超乎想象地“好沟通”，温和谦逊到没有丁点主编和副主编的架子，总是耐心倾听年轻人的想法，在他们面前，一个新人也能毫无压力地说出自己的思考。
前辈们言传身教，将编纂技艺和专业精神一一相传。从他们身上，苏颖总结出一名合格辞书人的底色：扎实的学养、耐劳的品格，以及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。
《英汉大词典》主编陆谷孙曾把编词典比作“做厨子”：“受不了做饭做菜的热气，就不要轻易进词典编纂的厨房。”
苏颖坦言，在外人眼中，这是个“挺无聊的工作”。终日与词条为伴，工作细碎而繁重。但沉浸其中，她有时会忘记时间。“在这么快的时代里，还能够守着一份这样的工作慢慢去做，其实挺幸福。投入其中，你不会迷茫。”
工作久了，辞书人身上都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对文字的敏感。“脑子里有根弦，读到哪个词，觉得意思变了，就要立刻记下来。”苏颖说。
韩敬体走到哪儿都带着一个小本子，随时掏出来记录生词。“我们看小说不看内容，有时候主人公是谁都不知道，我就看里面的词有没有新的意思。”
江蓝生也一样。“每天看报纸、看电视，眼睛直勾勾盯着看哪些词可能没收入词典，像着了魔。”
他们心里清楚，无论怎样穷尽心力搜罗词汇，无论付出多大努力归纳释义，词典永远是遗憾的艺术，在完成那一刻就注定不完美。编者字斟句酌也难免百密一疏，何况书页外，鲜活的语言从未停止变化与流动。
“词典就像手表，最坏的也比没有好，而最好的也别指望它走得完全准确。”英国18世纪著名词典编纂者塞缪尔·约翰逊曾说：“别的作者也许可以渴望赞扬，而词典编纂者却只能希望不受谴责。”
江蓝生对此深有体会。“词典出版了，不足、弱点都会一览无余地呈现在大家面前。词典的编纂修订是永无止境的。好比我们登上高山，以为离太阳近一些了，其实太阳依然遥不可及。”
“我已经开始做《大现汉》的修订了。”她打开一个文档，从A到Z，记录着三四百个词条。有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里的“阿嬷”，美国载人登月项目阿尔忒弥斯计划的“阿尔忒弥斯”，“挺膺担当”中的“挺膺”，“爱你老己”中的“老己”……
正因为辞书有疏漏是常态，辞书人才更不能松劲。“这是一种责任，是吧？它就像你的孩子，你不能生下来就不管了。”江蓝生说。
83岁的她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：“余生死磕《大现汉》。”把它从头到尾看一遍，记录问题，收集新词新义新用法，将修订笔记留给未来的修订者，“尽我最后的责任”。
今年7月，是语言所词典编辑室成立70周年。从《现汉》到《大现汉》，一代代辞书人在这里接续伏案，以笔墨描绘汉语的万千形貌。
“词典编纂是一个寂寞磨人而又永远有遗憾的事业。”江蓝生说，“它是一群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化、痴心不改的人的事业。它造福于世世代代的人民大众，因而是不朽的事业。《大现汉》是一部永远编不完的词典，需要一代一代的人薪火相传，继续编下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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